有学者提出，一个国家没有在体制上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没有破解权力任性的民主化基础，在此体制空间里，不管是人大还是一府两院，都存在行政化的倾向，概莫能外。

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日据是偏弱版的去殖民化论述，包含日本占据台湾的非法性和纯粹事实性特征，不大承认日本殖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表述已有中性化之嫌，对日本殖民史已然缺乏政治批判意识。

民进党企图以自身的政治万能论改写历史，认为当代人的政治授权足以使其任何行为合法化。李明辉先生是台湾价值观真正的代表，秉持港台新儒家的学术传统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这一新经济体系相当于WTO的升级和浓缩，建构了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标准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但这一体系对外部国家则构成严重的贸易壁垒。如果说新南向主要是政治提气，那么积极加入一个新的经济高端俱乐部TPP则是蔡英文政府理性务实的选择。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

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工程，有可能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促其进一步弱化、分化和瓦解。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区分事实状态和规范状态，前者指向治权，与实际统治有关，后者指向主权，与原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意志有关。学理上，被诉请撤销的行政行为也称程序标的或诉讼对象。

这完全契合原处分主义的精神。[11]而依照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经诉愿程序之行政诉讼，驳回诉愿时，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但从诉讼经济的角度斟酌，选择复议机关作被告，对原告最有利的结果不外乎责令复议机关履行作为义务。[3] 《适用解释》第6条第2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14]这同样反映了原处分主义的内核。对于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被告确定问题，《适用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然而，从实施现状来看，由于该制度在共同被告间举证责任之分配、原告不服一并裁判时被上诉人之确定方面尚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难，故对操作规则的完善刻不容缓。作者简介：梁君瑜，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例如，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复议维持决定自然无效。3.由谁承担复议决定内容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尚未明确 《适用解释》第9条仅提及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分配，而对如何分配复议决定内容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没有明确。

（3）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且取得当事人同意。[17]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事后补正。而《适用解释》恰恰体现了上述原处分主义的内核。[11] 参见徐瑞晃：《行政诉讼事件撤销诉讼之诉讼对象》，载《华冈法粹》2010年第46期。

此时，法院的立场为复议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均不违法，原告若只针对复议决定或原行政行为之一提起上诉，则未被上诉的另一程序标的将发生效力，此后有可能出现裁判结论间的冲突：内容相同的两个行为却面临不同的合法性评价。具体而言，复议维持决定是复议机关基于裁判原理，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意，并不影响申请人既定的权利义务。

在实施现状方面，通过反思该制度的操作困境，进而完善其操作规则，藉此回应当下的司法实践所需。根据程序标的是原行政行为抑或复议决定，德国行政法理论存在原处分主义与裁决主义之别。

其次，这也非普通共同诉讼。2.由复议机关共同承担举证责任有违行政程序法之原则 这是指当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完全一致，但在证据或依据方面对原行政行为进行了修正，则复议机关与原机关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将违反先取证，后裁决原则。此时，被上诉人之确定适用对谁不服，谁为被上诉人的原则。摘要:  新《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确立了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2] 参见章剑生：《关于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情形下共同被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首先，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执行解释》）第7条曾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包含改变主要事实和证据、对定性产生影响的适用依据或处理结果。

而在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复议决定的内容合法性一并产生质疑的场合，有关被上诉人之确定，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以下两种方案。此时，可由法院以司法建议的方式，向复议机关送达生效裁判文书并建议后者作出相应调整。

行政行为作出后，不得通过事后补充之证据、依据来证明其合法。[20]但我们认为，在不予受理的情形下，复议机关仍可能作单独被告。

因此，现行法强行要求追加共同被告，实则绑架了原告对程序标的及诉讼请求的合理自主支配，违反了处分权主义的诉讼法理。举轻以明重，对原告不同意追加的另一机关另行起诉也就更不可能。

该一并撤销诉愿决定仅具宣示性质，理由在于诉愿决定因原处分之撤销而失所附丽。具体而言，若涉及复议前置，则相对人只能起诉复议机关，后者必然为单独被告。[19] 黄学贤、杨红：《行政复议后行政诉讼适格被告问题探讨》，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1期。一个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如下：在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中，将法院裁判结果与复议决定相挂钩。

至于第三种情形，通常出现于复议决定仅改变原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原依据与改后依据均属适用正确。在调整方式上，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其次，《适用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此规定存在以下操作困境，有待完善。

若复议维持后，原行政行为遭受法院的否定性评价，则应视情况追究复议机关及相关人员的责任。[20] 参见王春业：《论复议机关作被告的困境与解决》，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撤销或变更原处分时，以撤销或变更之机关为被告。有别于必要共同诉讼维持裁判一致性的主要目的，普通共同诉讼纯粹是基于诉讼经济之考量，才将彼此独立的诉讼合并审理，故原告应以其不服的被告为被上诉人。当然，考虑到若撤销原行政行为，原机关仍可能以复议机关收集的上述证据、依据为由，重新作出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这不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 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完善操作规则乃是回应当下的司法实践所需，这无可厚非且实属必要。同时，在发展前景方面，本文认为，回应当下的司法实践所需虽无可厚非，但从长远来看，来自学理层面的三重诘难注定了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难以长久。

由于这三种情形的涵盖面极广，复议机关的任何改动都被视为以新行政行为取代原行政行为，而非产生一个经复议决定所修正的行政行为。因此，在不作为的情形下，复议机关不作被告的可能性远高于50%，这与复议机关维持或改变原行政行为不作被告的零可能形成强烈对比。

而基于对制度合理性的追问，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又因面临三重攻讦而应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我们认为，在未来进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于复议维持的情形，应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为被告。